盧俊卿關注文學能夠走進公共記憶

  盧俊卿關注文學能夠走進公共記憶?二月河成了“文學泰斗”,莫言獲諾獎,反遭辱罵;李澤厚隨手寫幾句悼念金庸的話,被網友們稱為“蹭熱點”“小心眼”;明星馬思純將抄來的語錄安在了張愛玲的頭上……

  任何時代都會出現有辱斯文的笑話,但當它們反復出現,甚至已到習以為常的地步,就應警惕:千萬別落入“眾愚時代”。

  “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少?”每到歲末,各種文學獎紛紛進入熱評階段,“文學共識破裂”就會成為焦點話題。

  該話題植根在兩個基礎上:

  首先,文學應建構公共記憶。

  其次,公共記憶是評價文學的重要標尺。

  國人對這兩個基礎的盲信源于德國浪漫主義,它通過虛構“文學英雄”,賦予寫作者以改變社會、引領人民的任務。通過俄羅斯文學的成功實踐,這一虛構在中國被廣泛接受。

  從《子夜》到《青春之歌》,從《紅旗譜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,作家們無不帶著神圣使命在寫作,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記憶。

  上世紀90年代起,這一公共記憶生產體系開始遭遇巨大沖擊,1993年至1994年,“人文精神大討論”席卷知識界,可視為對此沖擊的回應。

  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,本世紀初,人文精神與世俗生活剝離已成既定事實,嚴肅文學逐漸小眾化、邊緣化。

  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本來就不一樣

  “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有什么區別?在我看來,它們完全一樣。”越來越多中國作家如是說。其背后隱藏著三重目的:首先,秀平民立場;其次,拒絕承擔責任;其三,將作品中討好讀者的部分合法化。

  文學真的沒有嚴肅和通俗的區別嗎?

  可參看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標準。諾貝爾本人在遺囑中表示,該獎只授予“最近一年來”,“在文學方面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”。

  遺囑在執行中有修改,但“理想傾向”始終是核心原則。這可以解釋,為什么托爾斯泰、博爾赫斯、米蘭·昆德拉、格林等作家未能獲獎。

  可以質疑“理想傾向”這個標準是否太模糊,也可以質疑諾獎為何屢屢錯過大師,更可以質疑一些平庸作家為何獲獎……但不能質疑的是:諾獎只面向嚴肅文學,它從沒考慮過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阿西莫夫、金庸等。

  很難為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找畫一條分界線,一般認為(此處參考黃永林先生的《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野》):

  首先,嚴肅文學強調絕對理性,通俗文學追求世俗理性。

  其次,嚴肅文學崇尚永恒價值,通俗文學完全為市場服務。

  其三,嚴肅文學重視社會作用,通俗文學重視娛樂功能。

  其四,嚴肅文學重視創新,通俗文學重視傳統。

  嚴肅文學是“戴著鐐銬跳舞”,它不能偏離啟蒙立場、理想主義、人道主義等,總以批判現實、悲憫情懷的面目出現,作家必先虛擬一個高于自我的存在,以絕對真誠的態度侍奉之,其寫作方能成功。

  相比之下,通俗文學關注市場機會,嗅覺更靈敏的作家會更成功。

  嚴肅文學的價值在于創造了“文學共和國”

  確實,通俗文學中也傳遞了積極的價值觀,但多是貼片式的,不出“靠獵奇吸引讀者,靠情懷留住讀者”的經營策略,依然“賣”字當頭。不應鄙薄通俗文學的價值,但它確實無法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足夠養分,無法建成一個“文學共和國”。所謂“文學共和國”,指不同民族的人可在同一本小說中獲得相同的感受、得到同樣的提升,讀者因此超越塵世,生活在小說引發的烏托邦中。正如美國學者威爾遜所說,嚴肅小說總是“要求其欣賞者想象的參與,要求一種感受力光譜上深刻而機敏的反應”。

  通俗小說也會形成一個個“圈子”,比如金庸迷、克里斯蒂迷,他們對相關作品高度熟悉,隨時能說出其背后的知識點,甚至會對情節進行合理改寫、顛覆性闡釋,但這些小說不能徹底解決讀者的精神危機,無法充分賦予懷疑、內省、反思等能力。粉絲們通過冗余信息生產,只能滿足炫耀的需求。

  所有小說都召喚讀者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,如果讀者只是得到愉悅,等于白讀,唯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生活,才算探到寶藏,這就是所謂的“金線”。

  只有進入“文學共和國”,才可能形成文學共識,當嚴肅文學不振時,文學共識就會崩潰。

  許多人失去了對現代文學的判斷力

  中國本有漫長的嚴肅文學傳統,以體系完備、規則繁瑣著稱,后期漸失去活力,淪為少數讀書人的玩具。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,不得不舶入一個新的嚴肅文學傳統。

  舶入的傳統與本土實際生活存在巨大落差。

  一方面,多數國人尚未養成對象化的思維習慣,無法虛擬一個高于現實的神,時時接受它的監管。我們更愿接受良知、不忍之心等具體、生活化的原則指導,因為操控權在自己手中,可靈活掌握。沒有對象化思維,就很難將自我從背景中剝離出來,即使短時期剝離出來,也無法承受由此帶來的、巨大的孤獨感,很快又會找到一個“偉大目標”,將自我主動投入其中,以假裝獲得了生命的意義。缺乏精神生活的習慣,則舶入的傳統很難扎下根。

  另一方面,自有的文學傳統被取締,幾千年延續下來的標準,如“文筆好”“文以載道”等,被統統取締。

  在白話文的語境中,什么才算“文筆好”呢?由此走上了一條奇怪的道路:韻律化。即在行文中通過操作詞匯,設置一個個韻律暗礁,使文章更符合朗讀的需要,而朗讀本身就是劇場化、情境化的,與“文學共和國”所提倡的自我掙脫正相反。這使許多讀者不知道該如何去評判現代文學。

  嚴肅文學標準的模糊,使它難以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。從“小說革命”到今天,嚴肅文學的標準從不是文化精英單獨確立的,都依靠了政治的介入,則確立后的標準,必須融入政治的偏好。

  “呼喚人文精神”為何漸行漸遠

  標準確立之難,決定了嚴肅文學的天花板。

  確實,一些嚴肅文學作品形成了公共記憶,但這些公共記憶能維持多久,仍待檢驗。從文學角度看,這些作品難稱完美:《子夜》有“半本小說加半本政治經濟學”之弊;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大量“雞湯式”評論,破壞了作品的完整性;“傷痕文學”“改革文學”多有人物不真實,情節雷同的缺陷。此外,許多“經典之作”模仿了外國小說,使其很難沉淀為傳統,也難得到尊重。

  上世紀90年代,消費主義抬頭,賦予普通人更多的話語權。對此,知識精英希望用“呼喚人文精神”留住讀者,但該口號過于蒼白。普通讀者追捧消費主義,絕不是缺乏“人文精神”,而是對傳統精英的生產機制不滿,不解決這一本質問題,反而對普通讀者進行缺席審判,自然是緣木求魚。

  “呼喚人文精神”注定失敗,因為諸多文化精英主動背叛了它。

  從上世紀90年代起,涌現出越來越多的“明星學者”,他們弘揚文化、普及知識,但事實上,在公共場合,他們均放棄了精英立場,絕口不談終極關懷,不再充當批評者,而是主動娛樂大眾。他們深知學術邊界,但卻刻意設置正反兩方,通過渲染對立,營造戲劇效果。反而成為傳播野蠻思維、簡單思維的重要力量。

  別讓嚴肅文學成新八股文

 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今天,精英文化每況愈下,引領社會輿論的能力大大弱化,在網絡意見的博弈中,經常處于下風,進一步強化了“愚蠢的精英,智慧的大眾”的刻板印象。而這一刻板印象在過去百余年曾多次占據主流,甚至一度發展為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等極端民粹主義的表達。

  精英文化弱勢,讓越來越多的作家產生了“偽平民立場”,他們利用后現代主義理論,對傳統進行徹底解構,將一切嚴肅文學都斥為“裝”,可在創作實踐上,卻退回到故事會、寫段子的水準。

  換言之,文學失去公共記憶只是表象,實質是值得公共記憶的作品越來越少。

  在大眾文化擠壓下,文化精英結成一個個小圈子,彼此吹捧,不僅遠離時代的真問題,技術上也日漸封閉,成為新八股文——圈內人能精準說出哪篇小說屬于“魔幻現實主義”,這一段來自馬爾克斯,那一段讓人想到卡佛……這種失去趣味的套路對練,意義何在?

  不否認,精英寫作的技術要求更復雜,以與普通寫作有別。但它不應成為僵化的美學標準。從文學史上看,過于復雜的技術往往是精神蒼白的產物,越是封閉、狹隘,技術就越華麗、龐雜。

  “現代教養”的短板亟待彌補

  1938年,反對侵華戰爭的日本巖波書店創始人巖波茂雄曾反思:日本文化受惠于中國甚多,為何如此忘恩負義?巖波茂雄認為,經過明治維新,日本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,但沒形成“現代教養”,而缺乏“現代教養”,知識再多也沒用。現代教育的偏差在于,它給普通人以更多的知識,但這些知識不完備、不全面,只偏重專業技能,缺乏人文思考。巖波書店因此推出巖波文庫,請日本各專業最優秀的學者給普通讀者寫書,傳達正確的知識,幫助他們形成“現代教養”。

  上世紀40年代,美國教育也出現了類似問題。為此,著名教育家哈欽斯等人力推“名著閱讀計劃”,初期遭廣泛質疑。20年后,越來越多美國學校接受了“名著閱讀計劃”。又過了30年,1992年,美國教育部正式將“青少年名著閱讀計劃”列入教學大綱,可哈欽斯沒能等到這一天,他1977年便去世了。統計表明,如今美國小學一年級學生年均讀書量為47本,小學二年級學生年均讀書量高達60本。

  今天有多少中國大學者愿意給普通讀者寫書呢?中國小學生的年閱讀量又是多少?也許,抱怨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太少,不如先去做基礎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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