盧俊卿關注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前主編眼中的80年代文學

  盧俊卿關注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前主編眼中的80年代文學。為什么我們會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?大概每個人都能給出一個情緒沸騰的答案。而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前主編、作家朱偉,卻會先和你說起一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。

  騎著一輛自行車,朱偉能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書店。“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我記得新華書店開始賣書,賣的很多19世紀的外國書,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到新華書店排隊,買回一堆書,如獲至寶。”

  騎車買書,還要騎車串門。八十年代先后供職于《人民文學》《中國青年》的朱偉,他敲開的那一扇扇門,隨便挑出一個名字,都讓現在的讀者羨慕不已。

  “鄭萬隆住東四四條,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,阿城住廠橋,在一個城市里,彼此距離都很近,騎著一輛自行車,說到就到了。更重要的是,那時的親密無間,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,隨時敲門都可進去的;是可以從早到晚,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。”

  朱偉記得早晨騎車去阿城家,阿城總在被子里甕聲甕氣地說:“催命鬼又來了?”若是傍晚去,阿城總不在,桌上有留言:“面條在盆里。”

  冬夜騎車給影協的陳劍雨送剛寫完的《紅高粱》電影劇本初稿,朱偉“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過去”;騎行的空間距離越拉越遠,編《東方紀事》時,朱偉騎到阜成門外找錢剛,到薊門橋找李零,再到北大找陳平原……

  時過境遷,再話當年,朱偉說,八十年代一輛自行車可以騎遍北京城,更重要的是,人和人之間沒有隔閡。

  朱偉在擔任《人民文學》編輯期間,接觸了劉索拉、阿城、莫言、余華、蘇童、格非等一大批作家,自己的工作、生活,被文學填塞得滿滿當當。于是他的自行車車輪繞出的版圖、碾過的時光,就像一塊塊零碎的拼圖,重新拼好,可不就是一部氣勢非凡的當代文學史嗎?

  2013年,朱偉開始在博客里寫《我與八十年代》,以個人生活軌跡回憶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節點,記錄與那些作家交往的點點滴滴。近期他出版了《重讀八十年代》一書,系統解讀王蒙、韓少功、史鐵生、王安憶、莫言、余華、蘇童等十位作家的作品。

  未完待續,八十年代的故事是說不完的,還要接著寫。

  翻開《重讀八十年代》,讀者透過朱偉的筆端得以窺見一些名家往昔的模樣。比如朱偉對史鐵生最早的記憶,是兩個人一起從小作坊回家的場景:“出了屋就感覺陽光格外亮,那時胡同里還沒那么多人,他搖著輪椅,膝蓋上蓋一件舊棉襖。我推著自行車,雍和宮紅墻襯托著我們。宮里有檐角的風鈴聲傳來,上空有清亮的鴿哨,這是他小說里常寫到的。回到家,他父親開門,他把車搖進小屋,把自己從輪椅挪到床上,他不愿別人幫忙。”

  在八十年代,朱偉又是極早向一批作家約稿,先讀到酣暢淋漓小說的文學編輯。他說,當編輯時自己屬于特別狂妄的小青年,“我只瞄準一流作家,二流三流作家不在我視野之內。這個很招人恨的。我比較驕傲的是我能判斷。”朱偉說,優秀的編輯可以嗅出來這個人將來能成為大作家,這就是編輯的本事和本職。

  在朱偉的回憶中,八十年代的文學編輯和作家的關系是如此親近。那時莫言交給他的總是抄寫得很干凈的稿子——“用軍藝那種16開500字薄薄的綠格大稿紙,每一字都寫得方方正正,字體扁而幾乎一致,其間幾乎沒有涂改,一如他永遠整潔的床鋪。”

  和莫言約稿,還發生過一樁趣事。《紅高粱》是朱偉失而復得“搶”回來的。“一個優秀作家‘井噴’后,就像一塊儲量豐富的油氣田,我就會緊盯他的下一部……我會騎著自行車一趟趟跑我守護的所有‘油田’。”

  在《人民文學》當編輯,朱偉勤勞而執著。莫言動筆寫之后,朱偉就時不時去魏公村問莫言寫得如何了。誰料《紅高粱》寫完,被其他刊物編輯拿走了。朱偉一下子急了,立馬要求莫言給對方打電話講清楚,自己也隨后打電話請對方把稿子“退”回來。結果是圓滿的,《紅高粱》發表在1986年第三期《人民文學》上,而朱偉回憶起來不由感覺,年輕時真是“狂妄不顧一切”啊!

  朱偉說,當年初相識時,那些作者還都不是“大作家”,認識了之后就成了交情不錯的朋友,所以幾乎沒有約稿的困難。“這是一種朋友之間的關系,而不是一個編輯和一個作者之間的關系。”

  早年與作家打交道的方式,也影響到后來朱偉在雜志社做主編,培養年輕記者的方式。“我跟他們說,當記者或者當初級編輯的時候,要有一個基本功——你要去黏作家,去吸人家,因為你剛開始是一個小編輯,人家是大作家。”

  朱偉提到他當初和王蒙約稿,就是“小編輯和大作家之間的關系”。“我會經常到他那兒去,跟他去聊,慢慢地王蒙就說我挺有思想的,認可我了。”朱偉覺得,跟作家聊天的過程,你是被啟發的。而一旦當思路被啟發以后,你自己也就長大了,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

  八十年代,是世人眼里文學經典迭出的“黃金時代”,恰逢其時,朱偉親歷了一群作家創作的現場。時隔30多年重讀那些人的作品,重寫那些過往,其中感受亦是獨特的。

  令朱偉極為感慨的一件事是,隔了數十年,那些書還能讀。說明作品都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,比如《白鹿原》。“作品還是要隨著時間去沉淀,如果時間沒有消磨你的作品,說明就是經典。”

  朱偉笑言,身在作家朋友圈,如果對他們新近創作的小說不太滿意,他仍是會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。“如果說一個作家能不斷往前走,那他就可以超越自己;如果作家認為自己已經很牛了,作品是不容你批評的,那個作家就已經被淘汰了。”

  “八十年代是一個那么開放的時代,培養了一批思想特別解放,眼界特別開闊的人。八十年代又是一個那么好學的時代。”朱偉表示,回顧的意義在于使現在的年輕人知道,曾有那么一個時代的存在,而不要如今一味沉迷在消費時代里,文化變得越來越低質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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